我出生在湖南醴陵市东富乡的一个农家小院。东富,曾是同志1927年考察湖南农动所到之处,并载入《湖南农动考察报告》。父亲早逝,当时,我还在母腹中,无兄弟姐妹。母亲是一位典型的从一而终的封建女性,孤儿寡母就靠母亲纺织和针线活以及亲朋的接济维持生活。我从小聪慧好学,很小就在亲戚家读私塾,稍大,就读于附近的小学。小学毕业后,以名列榜首的成绩考入当时醴陵有名的遵道中学(醴陵一中的前身),由于家庭经济困难,半途辍学。为了生计,受聘于离家很近的初级乡村小学,当上了孩子王。这时,正值解放前夕,节节胜利的消息,不断传到东富这个本来就不平静的山村。我也已是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小伙子,在新形势的影响下,孜孜地渴望吸收革命的新知识,憧憬着美好的未来。就在我成长的关键时刻,幸运之神降临到我的头上,决定了我一生的命运。1949年7月,醴陵的地下党组织发展了我。从此,我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党员,走上了革命之路。开始,在当地进行革命活动。1950年7月,由党组织调湘潭地委农民训练班学习,9月期满分配到平江县工作。刚去平江,被派到偏僻贫瘠的山区岑川参加土地改革。平江是一个老革命根据地,我们在扎根串联、访贫问苦,深入发动群众,进行分田分地的斗争中,农民群众对封建剥削制度的深仇大恨,对和派来的土改干部的深情和热爱,无时无刻不在感染和教育着我。清楚地记得:工作任务决定了我们下去必须是住到贫下中农家里。就是这些“上无片瓦,下无插针之地”的人家,他们宁肯自己睡地铺,要把仅有的一张床让给我们睡。他们家的小孩在溪流中捞的一点小鱼虾,自家鸡生的几个蛋,自己不吃,要留给“干部”吃。回忆起来,类似动人的事例数不胜数。正是革命老区人民朴实无华的无产阶级之情深深地教育了我,坚定了我为真理和正义、为事业奋斗终身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我在平江县整整呆了6年,先后担任过团区工委书记、区委副书记、团县委书记、县委委员、县委常委等职,参与了领导平江县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在平江,是我革命征途的第一站,也就是在这一站,树立了我人生道路的座标,在以后任何情况下,能够以坚定不移的步伐跟党走,为党和人民作贡献。

我出生在农村,参加革命的起跑点又是在农民翻身求解放的土地改革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中,与农民朋友建立了永难割断的情谊。加之我一向爱学习,尤以马克思主义的哲学甚笃,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路线和群众路线有所理解。因此,我酷爱农村工作,对到农村去蹲点有着特殊的兴趣。我在岳阳地区30多年的工作旅程中,农村蹲点度过15个春秋。一是长期住在农民家里,与农民和基层干部实行“四同”(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商量)每年200多天。分别在湘阴县的濠河、六塘及岳阳县的荆州和郊区的五里等乡镇、村共蹲点7年。二是蹲点与跑面相结合,每年在点上的时间约3~4个月。分别在岳阳县的麻塘、筻口、郭镇,华容县的万庾等乡镇搞了8年。农村蹲点15载,经历了许多事情,获得了不少记忆深刻的东西。

1974一1977年,我在担任岳阳县委书记期间,先后在新墙河南北两岸的麻塘、筻口、郭镇、荆州等乡镇蹲点,作调查研究。基层干部和农民群众向我提供了一大堆材料,集中反映了自然环境制约岳阳农村经济发展的三大障碍——旱、水、沙三害。在严峻的现实面前,人民群众发出内心的渴望和强烈的呼声:岳阳不复建铁山灌区,富不了。我将点上面上所听到的呼声和大量一手材料带到县委常委会,很快形成了常委一班人的共识。1974年7月27日,县委正式向地委行署呈送申请复建铁山灌区的报告。我并多次向当时的省委书记张平化、王治国、毛致用等领导同志提出请求,得到省、地委的赞同和支持,同时也得到中央、省、地水利部门的大力支持。一年以后,复建铁山灌区的工程得到国家批准。至此,一场战天斗地征服自然灾害的伟大战役,在岳阳农村大地拉开了序幕。人民群众的梦想早已成真。如今,铁山已是能灌溉百万亩农田、给几十万城市居民供水,集城乡一体、农工贸一体、经济旅游一体的比较富裕的经济区。

1977年下半年至1981年底,我担任华容县委书记期间,先后在万庾镇的红旗、富强、月形等村蹲点,几乎天天耳闻目睹着“出工一条龙,做事磨洋工,收工一窝蜂”的“大锅饭”把人吃懒吃穷的种种情景。由于与农民兄弟长期生活劳动在一起,彼此心心相通,我们成了好朋友、知心人,他们逐渐变得敢于大胆向自己的公仆严肃地提出问题了:“文老倌(华容人民的雅称),大锅饭不改,我们只能越搞越穷,你累个死也是白忙。”朴实的语言,道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不调整生产关系,生产力就解放不了。怎么改呢?带着这个问题到点上面上去向农民朋友寻找答案。调查中发现万庾镇的兔湖大队、塔市镇的清泥大队、南山公社的青山大队的农民在1977年就悄悄地搞起了包产到户责任制,农民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生产大幅度发展,真令人耳目一新。县委即刻总结了这三个队的材料。这就为我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能在华容大胆地率先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待下面详述)打下了一定的思想基础。

在“以粮为纲”的日子里,农民普遍反映,光种粮食发不了财。我在华容和回到地委工作期间,带着这个问题与办公室、政研室、农委的同志一道,到点上面上作了一段较长时间较为深入详尽的调查,从大量的一手材料中悟出了这样一个认识:农村第一步改革重点是调整生产关系,第二步改革重点应是调整农业产业结构。认识来自实践,认识启动了决心。在华容时,华容县委绘制了把华容县建成“鱼米之乡、棉麻之乡、丝绸之乡”的建设蓝图。连续几年的调整,将全县粮食种植面积减少到适当程度,棉花、蚕桑、精养鱼池面积成倍扩大,乡镇企业也得到相应发展。1984年,我在地委工作期间,又带领一班人马到汨罗、平江、湘阴、临湘等县乡镇、村作了一次跟踪调查,冬季在全区三级干部会议上作了《深化农村改革,大力调整农村产业结构》的专题发言,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调整的必然性和可行性。基层的同志对发言的最后几句通俗而又朴实的结论“大调大发财,小调小发财,不调不发财,早调早发财,迟调迟发财”反响强烈。两年的实践,全区农业产业结构发生了可喜的变化,整个农业产业结构开始朝着农林牧副渔,一二三产业携手并进,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生态效益兼顾提高的良性循环新格局发展。在农村蹲点中,我深深感到,人民群众中有许多良师益友,他们中间有许多脚踏实地的生动的伟大创造。作为一个领导干部,经常深人下去,和他们在一起,放下架子,虚心向他们请教,就会变得聪明得多。领导者的素质和决策水平就会得到大大的提高。

20多年前,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冲破了“两个凡是”的严重束缚,推动了全国性的马克思主义思想解放运动,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新的生机和活力。当时,我担任华容县委书记。正是党领导的这场讨论,解放了我的思想,给了我极大的政治勇气和理论胆识,使我在人生的道路上度过了一段较为充实的年华,留下了永远难忘的美好回忆。前面已述,我在华容农村蹲点中总结了3个队偷偷包产到户的材料。由于长期“左”的思想束缚,对包产到户责任制还是心存狐疑,不敢出手。正在这时,惊雷一声,1978年5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公开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从此,一场规模宏大、内涵丰富、震聋发聩、影响深远的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展开了。尽管此时仍是个人迷信之风笼罩,在全国有少数地方的领导对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未表态,华容县委还是紧跟党中央,及时组织全县公社以上干部学习毛主席的《实践论》。经过学习、讨论,大家茅塞顿开。当时,我们提出了头脑里要树立三个权威:实践的权威、群众路线的权威、人民利益高于一切的权威。这样就能较好地处理向上负责与对人民负责的一致性的关系。不久,具有划时代意义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高度评价了“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旗帜鲜明地提出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我们更是如获至宝,欣喜若狂。1979年初,华容县委召开了为期半个月的千人干部大会,认真学习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精神,大会推出了上述所总结的3个队的材料。其一是来自贫困山村的南山公社青山大队的调查。粉碎“”以后,这个队悄悄地把山地和三类田承包给个人,结果贫瘠山区变良田。其二是来自长江岸边土地面积较宽的塔市公社清泥大队的调查。1977年这个大队上下订立“攻守同盟”偷偷包干到户,粮、棉、油产量增长三成以上。其三是来自一脚踏出油的富裕之地万庾公社兔湖大队的调查。他们将土地联产计酬到户后如虎添翼。干部们在会上联系实际.大批 “恐右病”、“恐资病”,获得了一次思想大解放。会后,我们顶住来自各方面的压力,组织力量,层层试点,由点到面在全省率先推行联产计酬责任制。思想大解放促进了生产力的大解放,农民的生产积极性象火山一样爆发。1979年,真是华容县的一个春天。这一年全县56%的生产队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或大包干,这些生产队共增产粮食近亿斤,农民人均纯收人增长2 .8成。当时传闻,与我办点的万庾公社月形大队只有一路之隔的湖北省石首县的农民经常到路南来看生产,硬是觉得湖南的禾比他们的长得壮,便常与月形的农民开玩笑说:“你们的文书记再来了,我们硬要把他抢来领导我们也搞责任制。”生动的事实,鲜明的对比,群众的赞颂,更加鼓足了我的政治勇气,坚定了我在华容县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的决心和信心。1980年春节后,县里召开三级干部大会,县委明确提出在全县实行以大包干为主要内容的农村改革,进一步解放农村生产力。当时新华社湖南分社记者张再华,湖南日报社记者易正雄、周乾德来华容采访,张再华写了一篇“内参”,易正雄与周乾德合作写了一篇约4000字的《大会侧记》。遗憾的是.易、周二位所写的《大会侧记》送审时没有通过。然而,1980年,华容县全县大包干赢得了超历史的好收成,农村生产责任制又一次得到了实践的检验。1981年4月,湖南日报社总编辑杨世芳率领一路记者直奔华容采访,其时长达一星期之久,回去后在6月16日《湖南日报》上发表了长篇通讯《美玉显露出更耀眼的光华》,并配发了《重视华容的经验》的评论文章。接着,省委在华容县召开有全省地、州、市、县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参加的现场经验交流会,推广华容经验。我还先后多次在省委党校,省干部学校讲授“关于生产关系一定要适合生产力发展”的辅导课,这些对当时全省的农村改革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1990年底我离休,从领导岗位退下来后,在情感上,不是失落和孤独;在事业上,不是疏远和放弃;而是遵照党中央关于要充分发挥老干部的作用,让离退休干部老有所养、老有所乐、老有所教、老有所为、老有所学的指示,离而不休。(一)参加一些力所能及的社会活动。离休后,曾先后接到20多个单位的聘任书,一般是顾问、名誉会长、兼职教师等职。根据自身承受力,对以下单位做了一些经常的义务性服务工作:岳阳市关工委主任、市计生协会名誉会长、市老龄委名誉主任、市老龄体协顾问、岳阳富岳外国语学校顾问等,除此之外,其他职务只是不定期的参加一些活动。在上述经常性进行工作的职务中,以关工委的工作所花时间和精力多一点。这方面的工作,得到了领导和群众的充分肯定岳阳市关工委曾几次被评为全省和全国关心下一代工作的先进单位。(二)在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积极从事领导科学的研究。1986年退到第二线后,把几十年来从事地县领导工作的实践经验,提到理论高度予以总结,对新时期的领导科学进行探索和研究。先后在省级以上刊物发表了有关领导科学论文30 余篇,合作主编、编著并出版有《改革中的领导问题》、《领导工作实例与警语》、《领导联系群众的理论与实践》、《领导思想方法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论文集,曾在全国以及省、市在上述级有关部门15次获奖。(三)保持了关心和联系群众的作风。每当岳阳地区洪水泛滥时,总是主动请战去抗洪,自信在岳阳市湖区工作几十年的抗洪经验对群众是有用处的。平时,我很喜欢到县(市)、区基层特别是农村去走走,尽可能为一些基层干部在工作上献计献策。每到一处,群众都非常欢迎,每去一次,不但加深了老朋友的感情,还交上了一些新朋友。因此,我在离休后,到基层去,到群众中去,丝毫没有什么“人走茶凉”之感,倒象回到了亲人的身旁一样。(四)丰富的晚年生活,延年益寿。身体是一个人生活的基石,特别是老年人,要想发挥余热,健康尤为重要.而“老有所乐”,丰富的生活内容是延年益寿的一个重要方面。基于这点,我在生活内容方面,总是尽力去培养、去创造。第一,带着一颗不泯的童心和上进心去老年大学学书法和诗词。经过几年的勤学苦练,都有长进。其书法作品几次刊在《岳阳晚报》上,在…97‘回归杯’岳阳市老年书画大赛”中获奖,被岳阳市博物馆收藏。几首拙作小诗不时发表在《岳阳晚报》和《洞庭诗词选》上。第二,打门球。无论是严寒的冬天还是炎热的夏天,每天都坚持打1~2小时门球。若干次参加市内的老年门球赛。“贵在坚持,重在参与”,这是我对打门球的一贯态度。除此之外,还经常下下棋,与友人有节制地打打麻将,唱唱卡拉0K,种花、垂钓,不时还与一些知己(包括老年人、中青年人、知识分子、干部、群众)“侃大山”(谈心),等等。随着心灵的解放,生活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健康水平也与之俱增。

光阴荏苒,岁月如流,往事历历,真情永在。自信在党的阳光雨露滋润下,我以后的人生旅程会更加美丽,更加赏心悦目。赋“感怀”诗一首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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